东西问·中外对话 | 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北京10月1日电 题: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阚枫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灰犀牛”“黑天鹅”层出叠见,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抱有期待,又满是困惑。
然而,在世界最需要和衷共济、共克时艰时,一些西方国家却基于一己之私,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鼓吹脱钩断链、筑起“小院高墙”。
改善了全球数十亿人生活的全球化真要走向终结?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关系前景如何?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研究所(IAGS)联席所长、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鲁夫特(Dr. Gal Luft),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展开对话。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美国遏华,为何热衷拉“小圈子”?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美国如今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盖尔·鲁夫特:我不认为加入这个倡议的国家会很热情地推动IPEF。你怎么知道两年后,另一位美国总统会不会推翻它?大家都看过美国政府换届之后的变化。此外,加入该倡议的国家也不会做有损其对华关系的事情,因为中国是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
翟东升:在过去一年半,美国政府创造了许多新词,但这些新计划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效果。在美国国内,两党间存在严重政治分歧,甚至同一政党不同派别间也存在分歧,所以做不出什么成果。这也可能是IPEF的命运。
丁一凡:东盟国家几乎都对IPEF没有兴趣,甚至印度也不太关注。美国想迫使这些国家选边站,但它们希望与地区所有国家保持合作。中美关系良好,这些国家处境会更好,因为与中国脱钩代价巨大。虽然美国希望它们与中国脱钩,但美国又没做好准备,或者说没能力为这些国家提供援助。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丁一凡:美国在全球有上百个军事基地,它要花很多钱来维持这些军事基地,还得调动与(基地所在的)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冷战之后,维持这种联盟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美国要找到维持这种联盟关系的外在目标。在欧洲,如果没有俄罗斯,美国就没有理由维持北约框架。在亚太,美国担心被中国赶上,所以,为保持其霸权,它就以各种方式给中国设障。
中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美国的衰落
中新社记者:中美关系目前出现困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盖尔·鲁夫特:中美之间的问题并不关乎中国正在做什么或需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美国的衰落,代表着美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更代表着美国的分裂。
中国是什么就是什么,中国不会“变成美国”来安抚美国。美国不是在告诉中国,如果你怎么去做,两国的关系就会打开新篇章;而是要求中国,你要回到贫穷,回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回到你20年前的位置。这不可能。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鲁夫特:中国像一面镜子 映射出了美国的衰落来源:中国新闻网
丁一凡: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当它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外部敌人,找到一个团结的共识。美国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追上,它们将此视为巨大威胁。我认为盖尔说得很对,美国越是失败,就越是把中国视作敌人。
翟东升:中美关系何时才能最终恢复稳定,达到新平衡?我认为也许当中国的经济规模明显大于美国,中国的军事能力在某些重要方面如果也能超过美国(的时候),而那时中国仍将致力于完成和平崛起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承诺,那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越来越多政治家就会把中国视作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
“全球化”正在变成“区域化”?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化会遇到这么多重大挫折?这种趋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丁一凡: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有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再分配所推动的。但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们认为全球化破坏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想扭转全球化趋势。
例如美国公开宣扬国家干预的回归,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以欧洲议会的那些立法者和美国国会议员,或鼓吹或强迫跨国公司回来,这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长期滞胀的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盖尔·鲁夫特:全球化是西方的项目,去全球化也是。西方仍是任何秩序或无序的设计者,它们在自作自受。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化在面对很多全球挑战时并没有激发各国的协同作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但当真正面临考验时,全球化却惨遭失败。
我们会看到去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也将看到从全球化到区域化的转变,世界将沿着更多地理维度被划分为小联盟,它们将能够进行区域层面的全球化,但对区域外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新社记者:目前多边、自由的世界贸易秩序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去全球化终结吗?同时,美元霸权会结束吗?
盖尔·鲁夫特:我写过一本书《去美元化:货币改元,金融更序》,它说的就是反抗美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一场反抗,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起来反抗,这是对一种货币、一个国家霸权的反抗。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胁迫、制裁和恫吓。
通过乌克兰的情况,各国已经看到西方在货币武器化方面有多么凶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两个美国冻结其它国家中央银行资产的案例,先是在阿富汗,后是在俄罗斯。在货币的历史上,这闻所未闻,让每个国家都感到不安。美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翟东升:世界贸易会继续下去,但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在当前的水平上停滞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不是盈利性。而美国正在滥用其自身货币特权,导致这种特权有可能结束或消亡。必须有其他人站出来,为整个世界贸易结算和计价制定一个新的模式或解决方案。
丁一凡:全球贸易不会急剧萎缩。你看中国的国际贸易额:欧盟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也是,还有个正在增长的第三市场——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已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三大支柱,贸易更多样化了。
去美元化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短期内,国际形势仍然混乱,美元仍占主导地位,但这是短期的。美国的债务相对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增长非常快,美国经济维持这种印钞体系非常危险。(完)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加速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国际舆论场变得更为复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发展一方面推动国际传播生态变革,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国际传播带来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推动国际传播生态4大变革
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进一步加深,推动国际传播向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变量,改变了国际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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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主体发生改变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信息传播已经进入“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算法推送”的智能时代。社交机器人成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者。以杜莎迪亚、格雷厄姆·米勒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交机器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应当被视为一种具有参与性的社会主体”。在国际重大议题的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十分活跃且已经成为影响或干预公众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牛津大学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有81个国家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关政治的相关信息。国际传播生态已经由之前完全由人主导转变为“人机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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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催生了新的传播主体,还助力传播内容生产与分发。在内容采集环节,自然语言处理结合深度学习模型,在寻找新闻线索时可以挖掘出更多非结构化信息,提升内容采集的效率和质量;在内容生产环节,机器写作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推动内容编辑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模式转型;在内容分发环节,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推荐能够准确定位国际受众,实现对特定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精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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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国际传播信息形态
传统信息形态主要是文字、图片、视频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国际传播形式,可以实现多模态信息结构,催生场景化、沉浸式、具身性的互动与传播。首先,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合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广泛赋能国际传播中AI形象的建构;其次,“5G+人工智能+VR/AR”的传播模式正在不断延伸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感知,以更为丰富的传播形式助力我国国际传播,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多元化路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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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国际传播新赛道
国际传播话语权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进入新媒体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国际传播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传播的局面。智能传播时代更是将这种扁平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国际重大议题中,传统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释放出更大的“声量”,从而对舆论走向产生一定程度的干预。国际传播话语权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政治、经济框架的束缚,转而进入技术竞争的新赛道。
智能传播技术
对我国国际传播的4大挑战
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开始具体应用到互联网信息场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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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
社交机器人的介入使我国面临的国际传播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交机器人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影响舆论的真实呈现。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在中美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冬奥会、俄乌冲突等议题的涉华舆论中,社交机器人产生的信息占比在20%-30%之间,且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成为影响国际涉华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工具,基于技术的智能传播也将成为未来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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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可能成为舆论干预的工具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成为主流信息处理和分发方式,为实现精准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路径。算法的“不可见性”直接导致了信息传播的“不透明、不平等和不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算法推荐容易强化某一方信息和意见的风险,这种算法偏见在潜移默化中会加剧“过滤泡”效应,导致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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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伪造影响国际信任
深度伪造技术最初指的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像合成技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度伪造技术已发展成包括“视频伪造、声音伪造、文本伪造和微表情合成等在内的多模态视频欺骗技术”。近年来,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政治活动迅速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换脸、重新投射、口型同步、动作传递、图像生成等方式伪造领导人照片或视频、篡改新闻事实,这让虚假信息更加难以识别,导致谣言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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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字平台竞争
借助数字平台、物联网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具有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国家正在形成强大的数据话语权。以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为主导的新型跨国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收集、算法驱动、智能运转”等数字化方式,正在全面重构国际传播格局。如何看待平台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发挥,值得进一步研究。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3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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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际传播渠道建设,打造全球数字平台
国际传播渠道不再依赖于传统媒体而是转向数字化的媒体平台。在数字平台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加深。一方面,我国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借船出海”,即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媒体账号达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有在“全球中国”的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鼓励有技术竞争力的互联网公司开展国际化运作,通过平台出海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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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话语表达形式,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传播语境下,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注重话语内容创新,也要注重话语形式创新。一方面,立足中国实践,将中国话语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人工作智能、VR/AR等技术,建构基于多模态场景的话语与叙事表达。在话语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媒体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议题设置,把握国际传播规律,充分了解国际受众需求,针对不同的议题选择合适的传播策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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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跨学科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新的媒介环境造就了新的舆论生态,也对国际传播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和中宣部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在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加快建设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国际传播队伍。积极拓展本学科与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既熟悉传播规律,也掌握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了解智能传播规律的人才才能有效开展国际传播工作。
作者:张洪忠 赵蓓 (张洪忠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赵蓓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网信杂志”微信公众号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